3. 還未完成的異象               鄔小鶴

1989年是我一生難於忘記的年代，相信很多香港及內地市民都難於忘記。寫在中國近代史上的記錄上。我也在當年七月中，在一個黃昏的時候，看到一個異象。

主用祂的光照我，叫我名字和對我說：「我要差你，改變中國」，當是我也有一點怕，因為我什麼都不懂，主說：「我就是因為你不懂和不能，我才用你，你只要信！不用怕，我與你同在。」之後，神差了董天民與我合作開始中國福音的使命，並且在翌年成立中國福音事工促進會，開始中國福音的工作。董天民在九三年離開，我和卓麗繼續開拓中國福音事工，直至2009年3月8日我正式離開中福。

在中福十八年的事奉中,我堅持神的呼召和祂給我的異象，推動中國福音的使命，信徒培訓和門徒訓練；還有建堂和建校；賑災等工作。我們協助教會建了三個教堂，包括湖南韶山主恩堂；也建了五間學校，包括四川重建的南充兩間學校和麗江西關小學等。但是中福慢慢變成一間只重社會服務，不注重福音的工作機構，環境的因素，令到董事和同工不能同心，而且受到國內的政治壓力，令我們很難按著原來的路線走向下。我們只能是一間賑災機構，福音的味道很少，而我自己在三年來得到胃炎，這也許是壓力造成。

我當初賑災是，為了藉著賑災可以公開傳福音，但慢慢成了中福主要的工作，由於罪難多；加上香港政府賑災基金委員會撥款，賑災成了中福的專門事奉，失去了起初的呼召。第二原因，在經濟上教會對我們宣教的費用支持非常有限。第二、香港政府的撥款加入，令到中福在某種情況下，受到政府的監督，並且限制傳福音，更失去了起初的異象。同時，令到董事開始爭權爭名。我三年來受到壓力是來自政府及經濟上的壓力，同工之間的分爭也是這個壓力，還有一種壓力，就是內心的爭扎。

「耶穌愛中國」是我在中福發起的一個口號，我們更推出「中國福音節」，目的是讓更多弟兄姊妹關心中國福音的異象，我們一共舉行了十次中國福音節，最後一次是在公元二零零七年。在中福十八年來，我有一群很好的同路人，就是一些宣教同工，這些同工都是同路人，包括陳宣明牧師、杜雷、陳天華、古老輩牧師及莫米高弟兄，還有來自一批德國的弟兄姊妹等，他們都是我在十八年來遇到的一群同工，宣教同工。有的經已離開世界。他們真心事奉主，在中國福音的事奉上奉上自己，甚至離世時，連埋葬費用也沒有。另外一些則默默的為主工作，最終也要家庭兩地分的局面。

中國福音的路是一條孤單的路；也是一條艱難的路；我們這一群宣教同工和我默默地去中國見證耶穌的名。而他們都不在中國福音事工促進會，而舊有的中福繼續做其賑災或助學，或有其他扶貧及社企工作，但已失去中福應有的異象和使命。

我們離開中福後，開辦了國際天糧事工與基督教中福教會，我希望用一年時間來看看我的路向，由於我在專業在賑災及扶貧，所以繼續做賑災扶貧。但在中國福音的路上，我需要休息，同時也去看看未來的中國福音路向。

一年之後，神迫切的告訴我，你還有未完成的異象和使命，神差吳魁牧師和我同工，我們深信神的帶領，決定繼續承擔神給我們的異象和使命。而經過包德寧牧師的訓勉後，我們決定去完成那未曾完成的中國福音的異象。

我們現在與中國多省教會簽署了合作伙伴協議，而國際天糧事工和基督教中福教會將會繼續承擔中國福音的異象和使命，直至主再來。讓主的名在中國得以高舉，使中國可以重生。未來，我們希望與中國教會促進信徒栽培工作和中國門徒訓練中心，期望在新界西北設立門徒訓練中心，可以在中港邊境地區培訓信徒。國際天糧事工即將搬入西北地區設立總部，目的是可以在西北地區設立門徒訓練中心，為中國門徒訓練中心，我們在天水圍設立辦事處，因為天水圍非常接近深圳。另外，我們繼續在安徽設立聯絡工作點，在四川南充及江油與當地教會合作；另外在湖南繼續與聖經學校合作，在上海及杭州也繼續與當地教會合作培訓，同時增加廣東省的事奉。而最重要的，現在積極在元朗地區設立中國門徒訓練中心，這個計劃希望在未來三年可以實現。記得信義宗神學院舊院長蕭克諧牧師臨離世前跟我說，希望你們成立中國信徒培訓中心，這不單是蕭院長的最後遺言，也是我們在中國福音的使命。我邀請各位牧長可以在這方面支持成立中國門徒中心。

我們在中國福音事工上所承擔的栽培中國信徒，現在中國有一億多名信徒，但傳道人及聖工人員還是很少，我們要為中國教會培訓更多工人，讓十三億同胞得著福音，更讓中國教會建立普世宣教的使命，將福音傳回耶路撒冷。

中國正在沿著改革開放的道路上走，未來十年，中國會走政治及宗教開放的道路上，屆時中國教會需要更多工人，現在我們正要積極裝備工人，中國門徒訓練中心，就是要建立一群大能的隊伍，為中國教會建立工人。而我們所設立的地方，為中港邊境，更容易讓那些門徒來港訓練的地方。

未完成的異象，就是我們繼續要完成神給我們的異象和使命，我們會堅守神給我們的異象和使命，從八九年開始到現在，雖然機構不同，但神呼召的人，不是機構，今日我在國際天糧事工和基督教中福教會，我奉耶穌基督的名，將中國福音的異象和使命，轉到國際天糧事工和基督教中福教會共同承擔這個異象和使命。讓我們繼續去完成這個福音的異象和使命，更請各教會及弟兄姊妹奉獻支持，早日可以實現，榮耀主的名。

4. 探討香港慈善法的問題          鄔小鶴

近期有許多不明不白的慈善團體在街上籌款，有的真正為慈善籌款；也有的是漁目混珠在街上籌款，目的為了自己收益而籌款，這些人是沒有心做慈善，也沒有慈善心。這些漁目混珠的慈善團體，令到真正為慈善籌款的機構，受到嚴重影響。
香港有六千三百間慈善團體，大部份是學校、教會、廟宇及慈善基金會，約有一千二百間是以社福為名的團體，其中約有一百間來自海外的慈善團體。籌款活動多來自一千多間的社福機構，他們大多數是自發的，沒有良好的組織及監管，只有約三分之一加入社會服務聯會成為會員。
香港沒有慈善團體法，只有稅務局發出認可慈善團體明文件，至於籌款方面，每一個籌款活動都由社會福利署給予批准，才可以在街上籌款。最近我們也發現有些慈善團體沒有籌款牌照也在街上籌款，這些團體利用食環處的義賣牌照來籌款。
對於香港慈善團體需要規管及立法，我們原則上同意，尤其我們會認同慈善團體需要有良好監管，讓真正做慈善團體的團體或機構，可以得著市民的認同及支持。但問題在於定立慈善法的背後，政府的動機是什麼？這是值得我們去關注的。
我們希望慈善法能夠幫助香港慈善團體解決一些困難，尤其是藉著監管令一些打著慈善外衣的假慈善團體可以分辨出來。但是問題要監管慈善籌款這一個舉動，是否要立法？這是一個很重要問題。政府只要在某些政策上多作一些指引及調整，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然而政府在慈善工作的管理上，也分工出了問題，令不法之徒有機可乘，例如：單是一個街上籌款及相關問題，政府有三個部門都可以做一個批核，部門間沒有執法的能力，政府也沒有派人去巡查，這是政府問題。政府只要自己做得好，香港慈善團體就會守規則。
另外，政府也可信任一些中介機構，作為管理慈善機構，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可擔任這個角色。所有慈善團體都要加入不同的中介機構，由他們代為監管。目前社聯也扮演了這個角色，而無須要立法去監管。像會計師要加入會計師公會才可執業；而律師公會也對律師行的監管，這都是可行的方法，但無必要立法去監管。，經已可以杜絕不法人仕在街上任意籌款。
我覺得政府立慈善法的目的，並不是單單為監管慈善團體，而是以立法為名，干預香港宗教、言論、人權及集會自由。監管宗教自由是直接利用慈善法干預宗教活動，干預香港人權機構在港活動的空間，干預慈善團體提出人道、人權的爭取，干預慈善團體為弱勢群體爭取權益的機會。
香港是一個自由的社會，在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定下，香港為中國政府屬下之特別行政區實施一國兩制，這個制度在基本法訂下有五十年不變。香港在中國地區中是唯一可以享受到言論、新聞、宗教、集會等自由的地方。回歸後，雖然可以在某一部份來說是香港的自由還存在，然而，我們看見過去五年來，香港的自由不斷受到影響，從集會以至教育系統及在新聞上不斷變更。
慈善法表面上是為了整理一些籌款問題、一些機構的內部運作及其問題所引發，表面是要監管慈善團體，使慈善團體可以納入正軌。但背後存著一些政治問題，針對宗教自由、人權問題及集會自由等，受到侵蝕。這種侵蝕令香港的自由可以完全失色。
從慈善法去監管一些慈善團體的角度來看，支持者可能佔大多數，但背後的政治動機和對香港的自由侵蝕角度來看，我們堅持反對這個慈善法。
另一個問題就是政府如何讓慈善團體可以生存，我們若同意政府以法律去管制慈善團體，政府可以收到權利的部份，對政府是有利的政治收獲，可是，政府的義務是什麼？在那裏？對慈善團體存著不公平均！這是否法律的公義和公平？
在一個權利和義務相等的社會中，為什麼今日慈善團體走到這個地步，問題在於政府。政府長期對社福界缺乏承擔，政府只著重商界利益，對貧困市民也沒有承擔感。政府成立綜緩系統，其目的並非幫助貧困市民，甚至政府對香港七百萬市民缺乏長期承擔感。政府成立綜緩目的就是站在維穩角度，如果香港沒有綜緩，今日香港弱勢群體再有不斷的示威外，更會一次又一次的暴動，香港的治安將會無法控制，香港政府管治立即遇到不同程度傷害。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香港政府對慈善工作亳無承擔。綜援只是安撫基層的市民建立和諧，令政府可以得到穩定管治。
我們只希望香港政府對社福界負上應該基本上的支持和責任，如果政府立慈善法，政府對合規格的慈善團體，會否給予基本的資助，包括租金及工資方面，令慈善團體可以安心服務社會大眾，這是政府要考慮的。否則政府的立法和監管，只能帶來更多的反對聲，甚至會造成社福機構的大罷工，到時政治問題，會令政府更難收拾殘局。因此，我們建議政府重新對社福界的慈善團體，開啟資助的門戶，政府也應該在權利和義務中取得平衡，令慈善法可以順利通過，政府若只是在權利上要監管，而義務上不理不采，就算他日通過慈善法，市民的反對聲會源源不絕，而且不斷擴大，甚至有機會造成全港社福界大罷工，到時政府就會非常被動。
因此，我所提出的慈善法問題中，提出我們的看法和立場。一、慈善法如果只是為了杜絕一些不當的籌款或政府監管不正當的慈善團體和籌款，我想政府不必要立法來監管。如果單是監管一些慈善團體的腐敗問題及籌款問題，這方面我們是支持的。二、政府若以定立慈善法來控制宗教、言論、人權和集會自由，即表示香港基本人權受到侵蝕，包括在慈善法後設立慈善公署，並以該局名義附設宗教局來監管宗教事務等，或以慈善為名，對慈善（包括社福界）、宗教、人權加以阻隢，我們會嚴正提出反對。三、政府必須採取義務與權利，慈善法可以監管慈善團體，但政府也要保障慈善團體可以正常運作，因此我們提議政府對香港所有合資格的社福界慈善團體，都可以得到基本上的運作資助，因為慈善工作本是政府責任，慈善團體只是代政府做社會福利事務，政府資助慈善團體是理所當然的責任，也是它的義務。政府並且責無旁貸。